热门:为兼顾效率与公平，花费券到底该如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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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

据报道，目前有多家省份、数十个地级市发放了市级花费券。发放花费券似乎成了提振花费的灵丹妙药。目前，一点报道都非常热衷于计算花费券的发放到底拉动了多少花费。

但是，花费券对花费的拉动作用，不可以简单、机械的计算。例如100元花费能用5元，不代表5元拉动了20倍的花费。10元花费能用5元，也不代表5元拉动了2倍的花费。花费券的拉动作用，是需要考察居民在原计划之外增加了多少花费。如果是居民原本就计划的支出，满减花费券或者无门槛花费券事实上起到的作用是减少了居民支出，节约出来的金额一部分可能会转化为花费，但也可能转化为储蓄。

此外，花费券不等于促销券。一点地区把商家发放的促销券也笼统地说成是花费券，人为扩大了计算花费券的发放力度和发放范围。促销券是商户的打折行为，与政府发放的花费券不论从目的还是资金来源上都有本质的差异。

虽然目前各大平台和商户参与发放花费券的热度比很高，很多居民看到海外“直升机撒钱”的报道也都非常渴望政府能够发放花费券，但事实上花费券要发得“叫好又叫座”并不容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十分紧张，怎么把财政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的作用，政府更是需要“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不使出现花了钱但没办成事，还无人叫好的情况。

首先，要确定政府发放花费券的目的是什么？通常来说，政府发放花费券，一是为了提振花费，二是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特别值得观察的是，第二个目的，不是仅在于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的收入一部分是有可能被转化为储蓄的。发放花费券的目的是让低收入人群把这部分资金拿去增加花费、改善生活。笔者认为，政府发放的花费券应该以第二种目的为主。美国和欧洲的“直升机撒钱”政策也是一样，这些政策的初衷并不是提振花费，而是为了防止居民生活陷入困顿（一部分欧美低收入人群是手停即嘴停，一旦不从业就无法保障基本生活），并且也防止居民个体信用破产传导到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再次打击经济，形成恶性循环。如果完全寄希望于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来发放花费券提振经济，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第二，花费券究竟要发给谁？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边际花费倾向递减大体上，即一块钱给越穷的人，带来的额外花费越多，花费券发给低收入人群对拉动花费的效果更好。但也不能只把花费券发放给低收入人群，财政支出不仅要考虑效率，还要考虑公平，普通居民也要能享受政府的福利。

第三，如果想提振花费，花费券要对比什么商品来发放？目前，很多地方的花费券大到可以买家电，小到可以买面包咖啡。是不是不论什么品类的花费券对于提振花费的效果都一样呢？其实不然。

居民花费的最终商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活必须品，比如主食、蔬菜、肉蛋等支出，第二类是生活耐用品，比如家电、公司，第三类是劳务性花费，比如旅游、外出就餐。

生活必须品的短期收入弹性是很小的，即收入增长一个百分点，生活必须品的花费增加的比例远不到一个百分点。这是由于人们对于生活必须品的花费是有限的，而且生活习性在短期内不会快速发展变化。相反，生活耐用品和劳务性花费的短期收入弹性比较大。

例如汽车的花费，一个家庭买一辆车就足够了，但是什么时候买汽车却是比较灵活的。如果汽车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促销或者家庭收入突然有额外的增加，那么家庭就可能做出购买的决定。因为此，想要通过发放花费券来拉动花费，最好是通过对家电、汽车等耐用商品、对旅游、外出就餐等劳务性服务发放花费券，而不是一个发放商超花费券。

第四，花费券要如何发才能“叫好又叫座”？就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把合适的花费券发到合适的人群才能达到最比较有效的配置。因为此，花费券的发放也应该有分级分类的大体上，具体的大体上如下：

1.对比低收入人群的花费券应该以电子商超券为主，目的在于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低收入人群，或者很多中小民营公司的员工，他们在停工停产期只拿到基本上生活保障甚至停发工资、失业，收入下滑的时候，刚性支出例如房贷、房租则没有发生了变化，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必须品花费都出现一定的困难。因为此，对于低收入人群，需要发放较大额度的商超花费券（例如1000元）。给他们发放商超花费券的目的，不是为了提振花费，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且，使用电子花费券的形式，比现金形式又略好，因为可以不使这部分居民把政府发放的资金变成储蓄，可以强制性地将这部分资金注入到花费市场上，进行运转，也可以部分起到稳定花费的作用（观察：是稳定，而不是一个提振）。

2.对低收入人群的花费券发放还可以同用工补贴结合起来，降低中小型企业用工负担，一箭双雕。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帮助中小型企业支付工资、发放用工补贴，我国并没有出台类似的政策。地方政府如果发放花费券，可以尝试把花费券和用工补贴结合起来，既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保障花费不发生大幅度下滑，还可以减轻中小型企业用工负担，帮助公司渡过难关，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例如，可以通过税务系统对1-3月份公司报税中的工资收入进行筛选，首先筛选出员工平均工资最低的20%的公司，然后在这些公司中再筛选出1-3月工资降幅最大的20%的公司，定向为这些公司的员工提供用工补贴，以商超电子花费券的形式发放。

3.对于普通居民，花费券的发放则应该以耐用品和劳务性花费为主，财政补贴和商户打折促销结合，旨在提振花费。对于收入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的居民，发放花费券可能导致居民将其转化为储蓄，无法达到政府提振花费的目标。因为此，对于普通居民，政府花费券应该越来越多和商户打折促销结合在一起，发放在耐用品和劳务性花费上，这样才能做到政府财政资金较少投入但撬动较多花费的目的。例如政府和商户对汽车花费共同给出5000元以上的优惠幅度，相信可以较大的刺激居民购买汽车的热情。日前，上海市政府和商户推出了“五五购物节”，将各类商品进行了分类，文旅、餐饮、汽车、家装等的优惠活动都是联合电商平台投放打折券和大额优惠券的形式，精准施策。

4.花费券的发放还可以与扶贫助贫商品、革新创业商品等结合起来，引诱供给侧公平、优质升级快速发展。

最后，必需指出的是，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来看，提振花费的根本并不是发放花费券，花费券只能锦上添花。打折力度再大，带货网红再厉害，居民手中没有钱，花费是无法稳定增长的。因为此，提振花费最重要的还是保住市场主体，只有公司保住了，从业才能保住，居民才能有稳定的收入，花费才有可能重振。

（作者罗知为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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